上调存款准备金率难解通胀“堰塞湖”

2010年11月19日19:40  来源:和讯股指期货  作者:中期研究院 付鹏  

  和讯特约

  今晚央行再次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央行短短数周内连续出台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中间的间隔期短到都不足以让央行可以观察其政策的有效性;除了货币政策连续性收紧外,数周内还连续动用了行政调控手段对物价背后的投机行为进行干预,这都反映出了可能当前中国的通胀压力的堰塞湖可能已经到了一个危机的警戒线。短期内政府打出组合拳一方面对流动性进行量控,另方面通过行政干预对投机行为炒作行为进行严打,但我认为这治标不治本,有点得过且过的在回避造成中国流动性泛滥和通胀压力的根本-渠道改革。

  如果我们用货币主义观点去理解通货膨胀,其实就是货币多了泛滥了就会形成通胀,也就是中国人通常说的“票子毛了”。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物价水平和经济活动变动的决定因素。但我认为货币供应量的过量增长虽然是当前中国面临通胀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要条件,只有当过量的货币缺乏流动的时候才会带来通胀,而一旦我们让货币流通起来,让这些货币真正进入实体循环,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消费环节,那么通胀并不一定会起来。这就如同同样的水流,你如果放到一个循环流动的环境中,溪水汇入河水,河水汇入江水,江水汇入大海,流动中的货币就如同这水流一样,如果让他循环就很难会形成堰塞湖。而只有当流动的渠道没有了,堆积的流动性就会形成一个大大的堰塞湖,物价的压力也就随之而来了。

  首先从必要条件也就是货币量这一方面来看。我认为中国国内货币的过量增长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我认为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经济的双顺差导致的双重货币增量。经济发展模式决定了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的,从货币价值作为劳动力价值的标杆来看,长期的固定汇率制度也导致了我们国内被动货币投放量随着我们中国常年的经常项目顺差的不断增加而增加。从政策方面看,改革开放后,政策上鼓励的大量外资的引进,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都加大了中国的资本项目下的顺差,大量的外资投资虽然带动起了我们经济的发展,但同时却也加大了中国的货币投放量;

  其二,2000年后由于美国以及西方经济体主要依赖于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程,全球的货币投放量都在不断的加大。我们看到08年金融危机过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由于复苏的先决条件不一样,导致它们复苏的路径以及面临的经济形势也不一样,进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也不一样。发达国家在危机过后面临的主要是防止经济出现通缩的危险,而发展中国家危机过后主要面临的却是通胀的风险,尤其是资产价格过高上涨之后泡沫破灭的风险。这从危机过后“金砖四国”相继出台的政策就可以看出,比如巴西加息、征收资本利得税;中国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可以说发展中国家虽然在金融危机中所受到的伤害较发达国家比较轻,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缺乏弹性,而在处理危机时却实行了和发达国家一样“量化宽松”的政策,从而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危机后面临资产价格膨胀、通胀预期管理压力大的难题。而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压力就更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货币多了,但这仅仅是必要条件。

  其次从充要条件也就是流通渠道这方面来看。发展模式单一,流通渠道不畅,投资领域受限等这些属于中国特色的问题才是引发了通货膨胀深层次的原因。而这些原因才是造成我们流动性堆积,通胀堰塞湖形成的根本,不解决这些问题,就解决不了通胀的堰塞湖。

  中国的发展模式是过度的依赖于廉价劳动力形成的出口导向型的GDP模式,带来了同质化竞争的不断加剧,而这种无形的内部竞争降低了企业再投资的收益率,当这种收益率不再吸引企业进行再投资活动的时候,大量的资本就会沉淀于企业之外。但此时一些高利润行业往往都是一些垄断性行业,准入门槛过高,这就会引发大量资本从事投机行为。这两年中国国内的温州炒房团,山西炒楼团等现象,都反映了民间资本的再投资意愿不强烈,资本流动逐步趋向于投机行为。由于我国在不同行业准入门槛上的限制使得大量资金并不能有效进入这些行业而获得利润,相比较而言,房地产行业是一个准入门槛相对较低的行业,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进程带动的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住房需求,以及住房改革带来的购房需求等,这些都为资金的投机提供了一个好时机。因此我们看到近几年房地产行业的调控结果是,每次调控政策的出台都导致房价不降反升,这背后其实折射出了资金流动的深层次问题。当今年国十条出台后,房地产的投资受到了抑制,大量的资本再次的被挤出,可投资领域再次遭到人为的收缩,人为的造成的投资环境以及投资渠道的恶化和收紧,这就导致了资本大量的短期投机行为,资本所到之处,也就出现了价格的暴涨,跷跷板效应非常明显。

  一个转型中的国家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管理通胀预期。我认为管理通胀预期过程中对资金的有效“疏通”意义要大于“堵截”!对资金的“疏通”需要我们在经济发展战略、产业结构政策以及汇率制度上做文章。这正是当下中国决策层制定经济政策的总体思路,即正确引导资金进入实体产业,正确引导资金投向,以“疏导”的方式来管理通胀预期。后期中国经济的问题在于如何实现由总量增长向结构性增长的转变以及如何实现外延式增长向内生性增长的转变。要完成这种转变首要解决的就是东西部发展差异的问题。我们看到东西部最明显的差异就是资金方面的差异,但这背后则折射出的是制度、文化、基建等方面的差距。正确引导资金由东部向西部流动需要我们在政策上进行配合,我们看到国家出台的一系列财政政策以及产业政策都为资金顺利流向西部提供了有利条件。财政政策方面,资源税的提出符合税收归属地的原则;各项产业政策的提出,比如限制性行业的准入等都是为了让资金顺利由东部流行西部。如果把东西部看作资金的两个池子,则现在的情况是东部的资金池容量远远高于西部资金池容量,国家当前的政策就是要通过产业政策实现产业转移来打通东西部这样两个资金池,实现资金由东部向西部的流动,产业政策就起到一个“连通器”的作用。如果未来我们能够正确面对改革的利弊之时,能够真正果断的让产业政策的调整真正意义上落实下来,加快垄断行业准入门槛的放开,扩展可投资渠道,解决不断恶化的投资环境,重新恢复企业盈利率回归合理水平,恢复企业再投资欲望,使得形成通胀的充要条件从真正意义上得到妥善的解决,给大量累计的民间资本形成一个可以流通的渠道,只有这样做才能从真正意义上解决流动性堆积形成的通胀堰塞湖。

  从国内调控政策来看,管理通胀预期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政策当局所必须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短期内通过行政手段抑制资产价格和快速的上调准备金率收紧银行体系内资本只是一个救急不救命的手段。而从根本上要解决当前流动性堰塞湖的问题,则需要未来我们做更深层次的改革。(作者为中期研究院首席宏观策略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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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昭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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