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记者会阐述的“规模性政策” 指向哪些“大动作”

　　面对疫情冲击，如何打好下半年的经济仗？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一个新概念：“规模性政策”。

　　5月2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全国“两会”记者会时回答了11个问题，其中，对“规模性政策”阐述最多、最为详尽。

　　5月29日召开的国常会再次提出：要抓紧做好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的规模性政策实施，该拨的钱尽快下拨、该发的债加快发行、该出的配套措施抓紧出台。

　　宏调政策表述向来讲求精准。过去宏调政策的惯性表述和解读是“政策组合拳”。

　　从“政策组合拳”到“规模性政策”，这一变化显然也包含了下半年宏观指引的调整。

　　“规模性政策”要发挥直接调控功能

　　“规模性政策”这一表述最大的作用，是摆脱依靠基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路径，即总理在记者会所说的“不论是筹钱或者说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都要走新路。”

　　过去在财政政策扩张期，钱大多会投向传统基建，形成了庞大的固定资产规模，其中不乏重复建设，还催生出大量寻租现象。

　　“规模性政策”无疑也属于扩张性财政政策，而且规模庞大。

　　这包括新增赤字和抗疫特别国债2万亿元，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6000亿元，总计下来规模在8.5万亿左右。

　　那么新路是什么？

　　是把新筹措的资金组成了一个个矩阵。70%以上的新增资金用于保就业、保基础民生、保市场主体上来，20%-30%的资金用于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和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即“两新一重”建设。

　　如此一来，就减少了无效投资，提高了资金效率。

　　“规模性政策”的表述，还突出了下半年要通过强化直接调控，尽快纾困和激活市场主体的意图。

　　调控手段不同，对资金流向的掌握力度不同，见效期也不同。

　　货币政策是最常用的调控手段之一，但属于间接调控，主要通过利率、金融市场政策的调整间接达到供需平衡的目的，钱的流向难以把握。

　　过去曾反复出现流向政策预期外市场的情况。此外，货币政策组合还有边际效益递减问题。

　　今年以来，已经三次定向降准，社会融资总额攀到新高峰。在疫情等不确定性因素仍未消退的情况下，怎么让钱流向该去的地方，是宏观调控的最大课题。

　　“规模性政策”的资金安排去向明确，同时采取特殊财政账户和社会监督的方式，中央还要“瞪大眼睛查”。

　　这些机制的设置，防止了总理所说的“有人从中套利，鱼也养不成，还会有人浑水摸鱼”的情况发生，确保了“规模性政策”发挥直接调控功能。

　　▲资料图。图文无关。图/新京报网▲资料图。图文无关。图/新京报网

　　“规模性政策”不全是阶段性政策

　　“规模性政策”还凸显了以问题导向使用资金的特点。疫情给国内经济造成的最大冲击，是加大了消费愿望和消费能力之间的不平衡，消费能否复苏是目前内部经济的最大挑战。

　　“规模性政策”的资金矩阵虽然各有去处，但终极目标都是维护消费的潜力不致流失。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强调资金流向的三个“直达”：直达地方、直达基层、直达民生。基层、民生和中小微企业，才是消费的基本盘。

　　当然，向基层、民生和中小微企业倾斜不是从今年始。为什么此前没有提出“规模性政策”的表述？

　　关键原因是，面对疫情和其他内外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现在有必要推出“刺激-反应”式的政策措施。“规模性政策”的表述，突出了其“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的属性。

　　但是，这不意味着“规模性政策”全是阶段性政策，一旦形势稳定就会作废。

　　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段话值得注意：“强化阶段性政策，与制度性安排相结合，放水养鱼，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规模性政策”的资金使用目的，除了救急纾困的部分外，今后一部分有可能进入制度性安排。

　　多年以来的财政改革路线表明，财政领域制度化改进的方向，就是资金向地方、民生和中小微企业倾斜。

　　那么，在财政收入普遍下滑的现实情境中，钱从哪里来？除了政府过紧日子，关键是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结构。

　　在我看来，从“规模性政策”的资金安排中已透露了端倪---“推动国有商业银行让利，自然垄断性企业降价”。

　　这就是可以进入制度性安排的部分。长期以来，垄断性企业和资源性企业因其市场优势地位，获得了超额“垄断租金”和“资源租金”。

　　这不仅导致资源分配的失衡，也制约了公共服务事业的发育。把“垄断租金”和“资源租金”降到市场平均水平，多余红利适当转移到提高居民收入和公共服务上来，有助于补齐制约消费和公共服务的短板，改善国内经济的基本面。

　　既救急，也治本，这应是“规模性政策”最大的新意所在。两者兼顾，“规模性政策”的资金矩阵就能产生更大、更持久的乘数效应。